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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10-19 16: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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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勇 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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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ujiez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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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优秀生的於可训首先被分到令众人羡慕的外交部，还有国务院办公厅作为备选。但后来学校考虑到师资储备，要求他留校，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
另一位1980级的辅导员陶梅生老师回忆，
全班28个进京指标，竟作废了17个，大家好中选优，连“北京电视台”这样今天让多少人向往的单位，当时竟被视为“鸡肋”，原因是“地方单位”。
武汉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钱建国1987年毕业后一直留校从事毕业生工作。对不同时期在《学生派遣证》上盖的两枚公章的不同意味体验殊深。过去为学生的派遣证盖章，意味着“权力与服从”，就业处手握一把“好牌”，权力大，学生只有求情的份儿，服从的份儿；今天则是“义务与服务”，国家不包分配，但就业处有义务为学生推荐，为学生自谋职业做好服务。为了体现服务到位，工作尽职的钱处长成了学生们的亲密网友，学生一有问题，他就会很快在网上给予解答，并且请来老校友介绍求职经验。
事实上，一直到1985年，负责在《学生派遣证》上盖章的，还是学校的人事处。这意味着，学校是把学生和老师都当成同样的“国家干部”看待的。后来，逐渐从该处分出来一个“学生处”，一个“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上世纪90年代后期，“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大多又改名为“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服从的代价
自身的精英素质、社会的精英化评价，铸就出了头几届大学生以“自信”为主的精英意识、以“圆梦”为核心的有些悲壮色彩的价值取向。1977级及后面几届毕业生的共识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在“国家分配”的岗位上始终坚守、修炼内功、深化内涵、一干几十年，是最普遍的心态。
工资与岗位无关。不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年试用期工资一律47.5元。
那个年代，最时髦的中文系学生，都做着作家梦，并感染了许多非中文系的同学。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古代汉语的陶梅生老师记得，中文班64人，但实际听课的是420人。中文系的学生每学期至少要完成两篇小说，最多的学生一年创作了12篇小说，几近疯狂。
那个时候，全校也就几十门选修课，不像现在，2100门，浩如烟海。如今，中文系课堂里当年人头攒动的盛况不再，就连中文系学生自身，也没有多少人把作家梦当回事，大家纷纷开始辅修经济学、法学，有的中文系学生在人才市场上展示的竟然是业余刻苦辅修的第二学位。分管过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工作的彭国亮老师透露，1989届毕业的邱华栋，是该校近年来中文系毕业生当作家的最后一个标本，此后再无传人。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当年服从分配到了底层的学生，通过苦干，终于一步步脱颖而出，如今有人权倾一方，有人腰缠万贯。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两位贵州校友，当年放弃很容易获得的留在大都市的机会，服从学校安排，回到落后的家乡，有一位还去了偏远的山村小学当语文教员。斗转星移20年，他们靠着稳健的心态和那个年代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从基层逐渐浮起，现在一位是贵州省农委负责人，一位是省长助理。
成功浮起的毕竟是少数，当年真正到基层的本来就很少。大多数人一直安心地在首次分配的单位安稳地做着“单位人”，做着“职员”。他们有着更多忍耐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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