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精神”为何不会湮灭？

　　【PConline 资讯】从2005年起，我和几位同事策划发起了一系列沿着玄奘法师的足迹，追寻玄奘精神和中国精神的活动，包括“2006年中印友好年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玄奘之路”、大型史诗纪录片《玄奘之路》、以及连续三届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等等。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胡锦涛主席在印度还接见了玄奘之路考察团，《玄奘之路》纪录片也将于近期播映。

　　在这几年的玄奘之路活动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并不是那么可爱，甚至也并不显得可敬，相反有一些迂腐、絮叨、不辨是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同时又为什么一千多年来，真实的玄奘却并没有因此而湮灭了光芒，相反却历久弥新，不断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中国人？

　　玄奘之路完全来源于一次采访中的感悟。2004年，我代表《大家》栏目采访著名学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采访中我发现他只要一提起玄奘，就无比的崇敬、激动。他告诉我，从六十多岁开始，他就多次重走玄奘路，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记载的地点，逐一实地考证，甚至发表了《玄奘取经东归古道考证》的论文，举办了《玄奘取经之路》的专题影展。尽管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玄奘会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还是唤起了我对玄奘的兴趣。

　　后来我开始寻找关于玄奘的资料。一本叫做《与玄奘同行》的书唤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作者是我在央视的同事，当时中央电视台驻印度的首席记者张讴。书中描述了玄奘在印度，乃至在世界的崇高地位，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玄奘。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他，请他担任我们“玄奘之路”考察活动的顾问。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特意跑到我们当时简陋的办公室，滔滔不绝的给我们讲述玄奘。后来，他带队为我们探路，帮我们联络印度的有关各方，又发表了关于玄奘的许多文章，实实在在的做了一把“顾问”!

　　此后，玄奘之路项目得到了国家宗教局和中央电视台领导的支持，得以顺利的立项。许许多多专家、学者也积极的为我们提供支持。他们当中有周国平、葛剑雄、王邦维这样的人文历史方面的大家，也有王炳华、荣新江、孟宪实、罗新等考古和历史研究领域蜚声国际的学者。九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激动地为我们写下了“玄奘之路”四个字，年迈的黄心川先生亲自给印度的专家打电话安排我们赴印事宜，而八十三岁的冯其庸先生更是先后随同我们登上4700米的帕米尔高原，深入“死亡之海”罗布泊盆地，实地考证玄奘取经的归国路线。

　　玄奘的吸引力不仅仅在学术界。三年来，许许多多的企业家都在随同我们走着玄奘之路。王石先生在2006年驾车重走玄奘之路，回来之后出版了畅销书《让灵魂跟上脚步》;冯仑先生参加了玄奘之路戈壁徒步活动，回来亦庄亦谐的声称：“伟大是熬出来的!”。《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刘东华社长几年来始终在支持着玄奘之路活动，2006年中国企业家年会，还专门安排了一个“玄奘之路”专场。

　　北大的张维迎先生和长江商学院的齐大庆先生在2005年参加了玄奘之路体验之旅之后，提议组织各大商学院的EMBA学员重走玄奘之路，在他们的启发和鼓励下，我们组织了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三年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来自北大、清华、复旦、人大、交大、长江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著名院校的500多名EMBA学员先后走上了这条路，经历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旅程。

　　一个一千三百年前的僧人，是在用什么吸引着这些今天的这些社会精英?看不见摸不着的“玄奘精神”，究竟靠什么历经千百年而不会湮灭?为什么同样一个玄奘，却会在社会大众和知识精英的眼中，流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

　　前不久，在高清纪录片《玄奘之路》的看片会上，国家宗教局齐晓飞副局长和佛道教司刘威副司长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事实上，玄奘是中国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们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皇权社会里并不总能成为主流，但却始终是推动社会开放、进步的动力。鲁迅把玄奘誉为“中国的脊梁”，梁启超则更明确的指出，玄奘“为我学界第一恩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肯定。

　　无论在东西方的历史上，“知识分子”都是指那些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奠定了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基础。而在大约同一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空前繁荣，也初步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士”)的风骨。

　　1898年1月13日，法国作家左拉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当时影响很大的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称之为“知识分子宣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显性的、有强烈主张的特殊阶层正式出现在社会结构中。直到今天，因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现实的态度，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仍在社会改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联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特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使得“知识分子”的定义变得狭隘。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改良的力量，“知识分子精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消失。

　　一个社会就像一个复杂的生命，有自己的基因。有些基因是致病基因，而另一些则是免疫基因，或者优化生命的基因。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就像一个细胞，一定会承载某种基因，因而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功用——有正的也有负的。这种承载既有来自于社会遗传的因素，也有来自于生命遗传的因素，个人生命的成长，不过是在进一步培育、或者修正这种基因。

　　一些古老的文明，因为其致病基因疯狂肆虐的发展，而免疫基因和优化基因趋于湮灭，这些文明就丧失了对严酷历史的免疫力，而渐渐消失;而另一些文明，尽管不断经历着病痛，但优化生命的基因却始终没有消失，始终在强化着自己的免疫力。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生命优化基因之一。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才能够掌握的象征符号，知识分子因而具有了记录历史、解释世界的“神圣使命”。社会文化也是会“遗传”的，长此以往，知识分子逐渐具有了关心、解释他自身以外的世界的“基因”。他们不仅仅要问“为什么”，更常常要回答“应该是什么”。因此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与批判，他们的想法和看法会越来越和这个社会有距离。

　　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也正是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

　　之所以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生命优化基因”，正是因为这种理性和批判性。理性和批判性可以使一个社会总是保持清醒，总是会对趋于陈腐病变的基因具有先天的战斗性，这是社会生命体自身具有的“免疫力”。文明的消亡并不仅仅来自于外在的因素，如同我们的生命体一样，社会的基因也会老化、会病变，从一个促进社会进步的因素转变为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比如皇权。

　　秦始皇时代，皇权基因推动了一统天下、社会进步，而代代相传之后，大一统的皇权思想变成了阻碍了社会进步的基因。幸运的是，当皇权基因已经发生严重的陈腐病变的时候，“生命优化基因”——知识分子的免疫力发生作用了。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知识分子的免疫力，调动了各种社会生命因素，把封建皇权这个“毒瘤”从中国社会的生命体上剥离出去了。

　　理解了这个脉络，也就理解了玄奘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地位。玄奘决不仅仅是一个旅行家、翻译家，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佛学大师，他是“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社会生命优化基因”的承载者。他在中华文明的制高点——盛唐，为后世学人打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基因标记”，树立起了一面高高飘扬的“大旗”。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要看到这面大旗，就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就会倍生勇气和智慧。

　　看看后世推崇玄奘的时代：晚明、晚清，都是一个要清理陈腐基因的时代;再看看推崇玄奘的那些“知识分子”：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无一不是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无一不是和陈腐基因战斗的“生命优化基因”。及至于鲁迅，这位最具斗争精神的“生命优化基因”，更是直言，玄奘与那些所有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都是“中国的脊梁”!

　　玄奘是个佛教徒，似乎应与红尘不染，为什么又会成为这些入世的改革家的楷模呢?

　　这要从玄奘求取的真经和他创立的学派说起。玄奘取经的目的，就是因为当时佛教流派众多，佛经版本杂乱，许多概念翻译不清，逻辑混乱。玄奘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在国内到处寻访高僧，希望能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对于他而言，如果没有符合逻辑的理性的证明，信仰是没有坚实基础的。他已经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第一操守：不盲从，始终在问“为什么?”。但是多年过去之后，他始终无法找到答案。于是他想到去印度，沿着佛教的源流来寻找答案，这是知识分子要面对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什么?”。

　　此时，玄奘已经体现出和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知识分子的显著不同。从孔子时代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就是以“道”为出发点的，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们是以道德理想为第一标尺来批评社会的，相对于道德理想，知识理性往往是等而下的东西。

　　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从知识理性出发，来反复探究“上帝”或者理想世界的合理性，这样的方向，必然会引导出个人的、独立的“理性”或者“知识良心”这样一个新的起点。道德理想往往是终极的，它更容易导致复古而不是导致发展;而知识理性的欲求则难以穷尽，它会引领人们不断的探索发现未来。

　　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内部，其实也有这样的分野。齐晓飞副局长特地给我们提到了《中庸》中的名句：“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正是这句话引发了后世学者关于道德理想第一还是学术理性第一的不断论争。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里，对学术理性的重视，远远不及对道德理想的尊崇。反映在佛教史上，就是中国禅宗的产生以及佛教界内部“尊佛性”和“道学问”的争论。

　　禅宗融合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但是特别推崇“尊德性”，对于佛教徒来说，“尊德性”就是“尊佛性”。他们关注精神生活，重解脱，倡导“顿悟成佛”。禅宗六祖，发挥到极致，“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一个只字不识的文盲，也可以“顿悟成佛”。这样的流变，使得佛教禅宗在中国极其普遍的大众化了，甚至使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再生。

　　佛教大众化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但是大众化的问题在于忽视了“道学问”的一面，不重理性、不重知识、不重学术。或者说，脱离了知识化、学术化、精英化的路子，也失去了关注现实、批判现实、改良现实的“知识分子精神”。

　　玄奘去印度向戒贤法师求学，回国开创了“法相唯识宗”这一重要的佛教宗派。法相唯识宗非常重视逻辑、重视理性思考，主张通过层层缜密的推理和因明逻辑，来无限接近并揭示佛教徒心中的真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传承了儒家“道学问”的学术传统，更接近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脉络。在盛唐那样一个文化包容、异彩纷呈的时代，法相唯识宗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又经过玄奘这样一位旷世奇才的提振，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位帝王的支持，法相唯识宗盛极一时，并且通过玄奘的徒弟，远播到日本、朝鲜，成为那里传承不绝的主流宗派。

　　但是好景并不久长，唯识宗的“道学问”，很难被“尊德性”的儒家皇权思想所接纳，也因其晦涩难解而很难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唐武宗灭佛之后，法相唯识宗在中土渐趋式微，经典也大部分散失，仅在很少一部分文人知识分子中流传。直到清末，“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从日本带回法相唯识宗经典，欧阳竟无创建支那内学院，与著名的弟子吕澂、熊十力一道，宣扬唯识，并用新儒家学说重新诠释唯识学，才使得唯识学与法相唯识宗在现代中国全面复兴。

　　尽管法相唯识宗只是一个佛教宗派，但因其先天具有的理性主义气质，深得主张“道学问”的中国理性主义知识分子推崇，在东方道德统治和神秘主义的潮流中，就像是一股理性主义的清新空气，绵延不断的向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中输送着养分。尽管时断时续，但从未真正消失，而且在愈发艰难的时刻，愈显出其珍贵。直到鲁迅的时代，终于发出了“中国的脊梁”这样强烈的呼声。

　　玄奘是中国佛教界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知识分子精神”的文化基因传承上，这个基因正是通过“玄奘精神”来承载的。玄奘法师不仅仅承前启后、开放融合，为这种基因注入了新的生命，更是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今天我们纪念玄奘法师，追慕玄奘精神，事实上正是借着这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伟人，来激励我们心灵，释放我们的潜能。而这，不正是绵延不绝的“中国精神”吗？

文章来源：节选自2009年第二届世界佛界论坛论文集